修改宪法与解释宪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权力，不仅中国是分开的，世界正常的立宪国家也都是分开的，绝无因有修宪权而当然获得宪法解释权的情况。

所涉干部交结行为一旦认定属实，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当予以明确，应以行政处分为主，情节严重造成违法犯罪事实者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就前者而言，可设定为上一年度所在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0%。

[1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一方面，就送礼内容而言。一方面，服务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都是可量化、可移转的物质利益，在相关规范设定中皆应纳入规制范围而予以明确禁止。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一）拉拢干部对抗组织审查 该类情形即指将集团内的大小干部交结成为自己的亲信，建立起信息屏障，进而通过互通信息、转移或销毁证据、互相包庇和开脱，甚至动用相关力量干扰和阻碍对案件的查处[23]，其实质也是领导干部党内政治生活异化的表现。

[35]潘家华、牛凤瑞、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38]梁俊山、刘邦凡：《基于政务微信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问题及对策——以忻州随手拍为例》，《电子政务》2016年第1期。[23]在对立法者的恶意假定之下，司法者明显忽略宪法文本，美国最高法院对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就是一个错误的宪法解释。

The constitutional mandate，understood as a directive to the law maker，rather than a adjudicator.See Robin West，The Missing Jurisprudence of The Legislated Constitution，Edited by Jack M.Balkin and Reva B.Siege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88。[16]（P113） 最后，权利斗争观重视政治机构。另一种是做得太少因此太软弱。确切而言，权力和权利共存于平衡之中，一直处于紧张关系。

其次，立法是作为抵制私人罪恶的手段，通过规定犯罪刑罚防患于未然。约翰·哈特·伊利对此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切的解释，其所贡献的思想是将法院限定在对立法机关立法程序的监督之上。

④换言之，法官应服从法律，而不是成为法律的主人。该认识不仅不符合我国宪法特质，而且未窥得西方宪法的全貌，甚或吉光片羽亦属盲人摸象。把最高法院说成是不顾国家民众的支持而强加以道德审判，是错误的。消极宪法只关注了人性的阴暗部分以及权力的扩张本能，忽略了宪法指令与立法者的能动力量。

民主集中制既非议行合一，亦不同于三权分立，其权力重心在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理论上，宪法学大师塞耶的明显错误规则是司法审查的金科玉律，实践中美国法官并不乐意判断立法乃至行政是否违宪。首先，立法被用以保护权利，而不仅仅是制定限制权利的法律。④参见：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艾哈麦德·法鲁兹：《马来西亚宪法的最新发展》，甘超英译，2006年3月13日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大礼堂所作的第19次《新加坡法律评论》公共讲座，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35813.shtml，2017年11月22日访问。

[24] 宪法直接向立法机关下达指令意蕴深远，这意味着积极宪法不仅考虑立法的宪法限制或宪法界限，而且考虑立法机关的宪法义务。积极宪法不能固守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叙事，共和关注人民主权和公民美德。

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中国宪法是现代宪法，也是积极宪法。

追随卢梭，法国共和体制更为关注公平和平等，个人只能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自由的保护建立在法律的恩赐之上，因为只有议会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也并非总是对国家投以厌恶和冷漠的眼光，个人享有言论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与利维坦的邪恶假定不同，民主共和宪法并未将国家想象为必要之恶。在共和体制中，个人不是多疑、自私的个体，而是博学、积极的公民。宪法不仅保护个体免予国家的侵犯，也需要抵制相互之间的侵权。是一个如何将政治价值转变为宪法规范的过程。

在国家与个人、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国家视为手段，充分体现在美国1776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人权序言》中。维护个人自由断然非宪法之全貌，保障国家权力始终是宪法的目的，麦迪逊困境揭示了宪法的永恒两难。

在每一个政府中，自由必须作出伟大的牺牲。这一用自由主义的药方疗救社会主义中国宪法实施的努力，注定南橘北枳，水土不服。

[14]（P423）美国宪法学家凯斯·R.桑斯坦对美国宪法的个人主义背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美国宪法缺少第二权利法案的第二种解释就是深厚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崇尚免予政府干预的个人自由。立法权是伴随人民主权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

[28]（P254）麦迪逊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指出共和国就是从人民那里直接或者间接获得权力的国家形式。[美]迈克尔·J.佩里：《慎言违宪》，郑磊、石肖雪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第5页。在对行政权特征的描述中，汉密尔顿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需要提出更多的论点与实例。[15]（P64、65、97）斯蒂温·纽曼在其所著的《智识终点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现代国家的反叛》一书中指出：美国是第一个洛克式的政体。

[1]设若没有强大的权力，自由无从保障，这意味着权力不仅是自由的敌人和竞争者，还是自由的朋友。[13]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谁也别想在竞争中取得绝对胜利。

麦迪逊困境始终是萦绕在美国国父们心中的一个不去的幽灵，信任权力和保护权利永远处于对立的两极，这一复杂的两难思考因此成就了美国人的宪法智慧。平等优位需要在市场化过程中关怀弱者，落实对社会权的宪法承诺，对民主的立法机关及其法律的敌视无助于促进基本权利平等保护。

[29]（P75）恰如詹姆斯B.塞耶所言：最终问题并非什么是宪法的正确意义，而是立法可否成立。在这一叙事之下，禁止、控制、限制、防御、防范、危险支配着宪法言说，似乎抵制和反抗法律的压迫是宪法实施的唯一使命。

防御宪法阻碍了中国宪法回应现实的伦理力量，既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宪法传统，亦未关注共和，更未对民主集中制表达适当的尊敬。在中世纪，所有权力来自神、自然或者习惯，人并不具有创造法律的能力，人类仅仅是发现和实施既定的意志。而《人权宣言》序言规定的以便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动，因能随时与所有政治制度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更受尊重，表明政府成立不仅是作为手段，也是为了自身能够赢得尊重。如果共和代议制政府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法院必须予以矫正，这使得司法审查慎言违宪，且以吸取社会价值的方式裁决法律。

个人与政府的宪法关系可被描述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美国宪法的天才之处恰恰在于无论政府权力还是个人权力，谁也不允许被达致其逻辑极致。[31]（P1057）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入宪法第三条。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未将最终权力寄托于议会，而是寄托于宪法。必须牢记的是……应永远假设这个机构具有美德、常识和适当知识。

政府是被组建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法律是一种积极的作为力量。